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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盈彩网app论坛2024-04-07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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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何威：从本土到海外，游戏如何传播中华文化？******

　　中新社北京1月9日电题：从本土到海外，游戏如何传播中华文化？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何威

　　中新社记者高凯

　　2022年，中国自主研发的数字游戏海外市场规模已超千亿元人民币，中国游戏的影响力辐射数以亿计的海外玩家，成为数字内容“出海”传播最亮眼的风景之一。

　　从本土到海外，众多游戏产品开始尝试融入中国元素，向全球玩家展示中华文化。国产游戏传播传统文化的总体面貌如何？如何更好地通过数字游戏传播文化的魅力？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何威，请他就相关问题阐述自己的研究与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包括《王者荣耀》《原神》等在内的不少国产游戏在海内外都较受欢迎，中国游戏在发展历程上有何特色？

　　何威：从1994年第一款国产游戏《神鹰突击队》面世至今已过去了28年，中国游戏从无到有，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少人问津到为数亿国内外玩家带来快乐，走出了一条艰难而奋进的道路。国内的市场规模从零开始发展到2021年的2965亿元(人民币，下同)，近10年有大约5倍的增长。中国游戏崛起，也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强盛的结果。

　　游戏是技术与创意的结合，又被资本驱动与影响，最终由玩家体验、参与和评价。因此，游戏发展的历程，总是和所在国的经济、科技、商业、文化等社会语境紧密相关。

　　中国自古以来“玩物丧志”的理念深入人心，也影响了中国游戏业的发展。随着近年来游戏玩家超过6.5亿人，以及游戏行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初见成效，各方面都在更积极地推动游戏健康发展。

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2019ChinaJoy)人气火爆。陈玉宇摄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国产数字游戏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连续三年突破千亿元人民币规模，且增速持续高于国内销售收入增速。国产游戏能够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何威：中国游戏产品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有诸多原因。首先是国产游戏品质不断提升，能够满足大量海外玩家的娱乐需求。

　　其次，当美日韩欧等地的本土游戏企业大多还重点关注主机及PC游戏之时，中国游戏企业在海外移动游戏市场积极布局，精准定位、细分市场，沿用其在国内激烈竞争中形成的移动游戏产品盈利模式创新的方法论，深耕本地化运营，实现了“弯道超车”。

　　第三，部分中国游戏产品对海外玩家而言，在文化上存在异质性和新颖性，从题材、玩法、叙事、视听等维度带来了新鲜体验，因此受到欢迎。

　　第四，在一些新兴市场上，如南美、中东等地，中国游戏企业将国内成熟但当地稀缺的游戏类型和玩法，包装在其本地文化和故事中，从而迅速流行。

2020年王者荣耀KPL秋季赛总决赛在重庆举行。陈超摄

　　中新社记者：越来越多国产游戏主动应用和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国风”游戏产生的动因和现阶段发展状况是什么？

　　何威：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国风”“国潮”“国货”在社会多个领域日渐盛行，在青少年中尤为如此。我们能观察到更为明确的文化主体意识在回应“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倡议；人们在思考和辨识什么是“我们的”“自己的”文化样式和生活方式，主动寻找文化身份认同。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游戏企业在国产游戏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是广受玩家欢迎的举动。另一方面，很多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游戏主创们，自己就是“国风”“国潮”的积极消费者，也主动把对传统文化的喜好融入创作中，因此这样的游戏越来越多。

　　我们研究了过去十年间中国自主研发、获得版号且至今仍然较为活跃的1407款游戏，发现其中超过四成传播了中华传统文化；而头部热门手游中有八成传播了中华传统文化。

2021年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小组赛在重庆开战。陈超摄

　　中新社记者：数字游戏如何能更好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何威：效仿王国维先生曾论及的“治学三境界”，我认为游戏传播传统文化可以触达三重不同的境界：“符号境”“知识境”和“观念境”。而游戏传播文化的具体实践，则是在“人”“环境”和“行动”三个维度上展开。

　　“符号境”，指游戏中活用传统文化元素与形式，以视听表现、美学风格等方式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符号，以符号为基础，承载文化内容和价值体系，重在唤起玩家情感。

　　“知识境”，指在游戏中置入并传播传统文化相关知识和信息，增进玩家的理性认知，寓教于乐。

　　“观念境”，指在游戏的叙事和互动中，呈现、探索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里蕴含的思想观念、气韵风骨、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等。观念和精神既蕴含在设计细节之中，也需要玩家的参与和交流来发掘和体悟。

　　关于实践的三个维度，首先是人物的维度，包括改编自真实历史人物的游戏角色，也包括那些取材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的知名虚构形象的游戏角色。人物是游戏叙事内容的主体，也是玩家开展游戏互动的化身或对象，是产生文化认同和情感的重点。

　　环境的维度，是以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玩家身处其中，时刻受到熏陶，产生体验。环境之维又可以细分为自然环境(地理山川、风景名胜等)、人造环境(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器物等)与文化环境(神话传说、诗词歌赋、工艺美术、技术艺术等)在游戏中的重构。

　　行动的维度，指的是玩家能在游戏里做什么，给游戏人物和游戏环境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变化。在模拟衣、食、住、行的过程中，在各种文化创造和体验的活动中，令玩家产生并深化对传统文化的体验和理解。

2021ChinaJoy洛裳华服·新秀大赛西南赛区晋级赛。何蓬磊摄

　　中新社记者：应如何推动数字游戏求美向善、增进公益、承担责任，让游戏与社会更良性互动？

　　何威：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在游戏领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未成年保护体系，从网游内容审核机制、网游实名制度、限制未成年人游戏时长和充值消费，到推行《网络游戏适龄提示》团体标准、企业接入实名认证平台并主动用技术手段验证、建立家长监护平台、开通未保服务专线、推出未成年人充值退款自助系统等。应当说，在全社会关注下和主管部门要求下，中国游戏行业已采取了较为全面和严格的限制措施。

　　游戏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共同期许。事实上，从影视、动画、直播、广告等内容产业，以及文保旅游、工业制造、智慧城市、自动驾驶、医疗医药等更多领域，都正在从游戏行业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之中汲取能量。

　　社会整体游戏素养也在不断提升，这不仅意味着人们能更好地处理游戏令人“过于沉迷”“过度氪金”等负面效应，从中获取快乐和有益身心的元素，而且还体现在人们能在自己从事的行业中，善用现有游戏或是游戏化的手段，产生“游戏+”的积极效应。

　　想要实现这样的良性互动，或者说，让游戏发挥更大的社会正向价值，需要“政产学研用”的社会共同体的参与和努力。(完)

　　受访者简介：

　　何威，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创意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理事。研究领域包括社交媒体与网众传播、游戏研究、流行文化与文创产业等。其研究成果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及青年成果奖、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年度学术评优专著一等奖及论文一等奖。

前所未有的考验—浅谈中新社在汶川大地震中的图片报道******

　　宗金柱

　　一场建国以来等级最高的大地震，把巨大的灾难降临在毫无准备的数百万民众身上，也把毫无准备的我们引入一场规模空前的新闻大战中，说毫无准备其实并不完全属实，中新社摄影部在四年前就专门成立了一个突发事件报道组，以应对近年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突发事件，四年来的报道经历曾经使我们过早地得出一个结论：以目前的准备，我们已足以驾轻就熟地应对中国境内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然而，汶川大地震使我们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从图片报道取得的成绩来看，虽然总体上赢得了胜利，但我们赢得并不轻松。尘埃落定之后，我们理应做一个回顾：我们是如何组织策划这次特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循？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倾全力于一隅

　　汶川地震的破坏规模之巨大、影响范围之广泛、持续时间之漫长、地域灾情之特殊，都是前所未有的。与之相应，中新社领导层审时度势，在整个战役报道中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图片报道上更是倾全力于一隅。

　　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后，根据社委会的指示，摄影部立即成立了由王瑶副总编和宗金柱、任海霞组成的图片报道应急指挥小组，具体负责统筹协调前后方的图片报道事宜。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足够的报道力量，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对摄影记者来说，到达现场就意味着成功的一半甚至更多。

　　在地震发生地，四川分社和重庆分社的摄影记者已在第一时间出动，冒着余震的危险发回首批反映成都及附近地区灾情的照片。但分社的人手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摄影记者前往支援，而且，重中之重是尽快把记者派到灾情最严重的地区。

　　然而，总社摄影部却面临着一个困难：部门所有14名摄影记者中，有9人正在外地出差，在京的摄影记者又大都是女性，而且各有采访任务在身，只有一人——恰好是曾经采访过丽江大地震的邹宪——可以立刻动身前往地震灾区。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准备，他和《中国新闻周刊》的摄影记者刘震一起出发了。随后，其他在京记者也被动员起来，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出差在外的总社摄影记者和国内各分社的摄影记者也得到了消息，纷纷打来电话请战。

　　第二个从远道赶往四川的是广东分社摄影记者陈文，他在地震第二天上午跟随一架运送救灾物资的飞机飞往灾区，出发前主动打电话向总社报告行程，摄影部当即指示其留在成都，加入刚刚成立的前方地震报道组。接着，刚刚从美国分社调回总社的老摄影记者贾国荣从北京出发了，刚刚在珠峰完成奥运火炬传递报道任务的年轻摄影记者盛佳鹏从拉萨出发了……

　　13日，摄影记者邹宪、郭晋嘉抵达被地震夷平的北川县城，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设法发回首批反映重灾惨况、部队救援、温总理视察的照片；另一名摄影记者刘震正与同行的文字记者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在泥石流频发的山路上徒步赶往汶川；同时，总社摄影部与一名军方通讯员取得联系，以国内媒体中最快的速度发来空降兵在汶川准备实施空降的照片。15日上午，长时间与总社和前方指挥部失去联系的两名摄影记者先后从空中和陆路到达核心灾区——汶川县城和映秀镇，他们成为全国新闻媒体中最早赶赴震中灾区的摄影记者之一。

　　随后，更多的摄影记者从总社和分社赶来。在不长的时间内，我社迅速集中了15名摄影记者，多批次开往汶川、北川、都江堰、绵阳、绵竹、卧龙、青川、理县等重灾区，不断拓宽报道规模，深化报道主题。

　　在社领导的统筹安排下，我社在摄影采访力量的投入上充分把握报道节奏，采取了先重后轻、逐次投入、轮番上阵的办法，既注意集中力量，又没有一下子把力道用尽，从而保证了报道的持续高效。在分批轮换中，全社的男性摄影记者几乎全部轮战一遍；王瑶副总编和郭晋嘉则是全国媒体中到灾区采访的少数女摄影记者之一。面对残酷的灾情和万分艰苦的采访，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忘我的职业精神和献身精神。

　　我们不会忘记，本社的文字记者在采写大量文字稿件的同时，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拍摄了大量的现场照片，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摄影通讯员和签约摄影师，也是我社抗震救灾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关键时刻成为一支有力的支援队伍。

　　六个和一百个

　　无论从报道规模还是报道方式来说，中新社在汶川大地震中的作为皆可称得上一场全方位的立体作战，国内外各分社都直接或间接地投身其中，发稿数量创下空前的历史记录。据统计，在地震发生后的几周内，全社所发相关图片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导致高峰时的单日发稿量达到平时的8倍以上。每天向总社摄影部上传图片稿件的，除了100多名本社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与中新社签约的摄影师。

　　然而，作为全社图片发稿中枢的摄影部编辑组，连同部门负责人加起来却只有6名编辑(签稿人)，他们面临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本来平时值班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毫无调整余地，每逢有人生病或休假，其他人就不得不加班加点，但也尚可勉强支撑。此次遇到这种特大规模的突发事件，人手不足的问题立即严重凸显出来，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

　　地震发生当日，摄影部对图片编辑的值班班次和值班时间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单人班一律改为双人班，夜班时间大大延长，个人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以上。令人感动的是，每到关键时刻，我们中新社人总能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奉献精神，前方记者如此，后方编辑也不例外。每天，他们既要废寝忘食地处理海量的来稿，又要与前方记者进行千头万绪的协调，并随机处置各种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

　　编辑组每天要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盘点当日报道，总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次日报道作出安排。主要是根据灾区形势的发展，提醒记者对报道重点做必要的调整，如搜救工作进入第十天时，被埋者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报道中要体现这种阶段性变化。由于灾区的通讯中断，前后方的联系非常困难，电话打不通，就采取发短信的办法，把社领导的指示、新的报道意图以及最新信息通知前方记者，他们在新的地点找到信号开机时就可以看到。

　　最初几天，稿件传输遇到极大的困难，有时是因为找不到无线通讯信号，有时是为了节省海事卫星电话的电池，记者只能放弃正常的传稿程序，用尽量短的时间把所有照片一次性发送到摄影部的公共电子信箱，其中许多照片没有完整的图片说明。编辑们不得不一张张查找资料、补写说明，然后再一张张上传到采编系统。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劳动强度，而且导致夜班编辑无法与美国分社签稿人正常交接班，常常是工作到凌晨二、三点甚至通宵，才能处理完信箱中的所有稿件。在最紧张的日子里，有的人平均每天工作17个小时以上。

　　据统计，在震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摄影部签发的地震报道图片超过一万幅(其中对境外发通稿照片2300幅)，接近全年发稿量的三分之一，而且其它各项工作并没有受到地震报道的影响。同时，我们在百忙中还参与主办了在境外(土耳其)举行的首个抗震救灾展览，参与组织策划了我社主办的“四海同心——海外华人华侨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并为出版抗震救灾画册和举办展览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以策划取胜

　　在数码相机、互联网充分普及和交通高度发达的时代，拍摄突发事件照片已经不是少数摄影记者的专利，一个新闻单位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必须在报道策划上下工夫。策划出精品，策划出实效，策划出独家照片。当然，突发事件的不可预知性，决定了任何新闻单位都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完善的报道规划，但随着态势的发展而及时调整报道策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策划，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关于宏观策划，我社此次在指挥机制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即首次在前方设立了应急报道指挥部，为赢得这次重大战役性报道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为今后的特大突发事件报道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下仅从微观角度谈一下汶川地震中的图片报道策划。

　　——题材策划：寻找热点盲区。

　　汶川大地震波及面非常广泛，各家媒体在报道人员救助这一共同热点时，必有一些被忽略的“热点盲区”，及时抓住别人一时没有注意到的热点题材加以报道，是避免题材“同质化”的法宝。地震报道初期，我社摄影部早早就把目光投向了卧龙的国宝大熊猫，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以领先国内媒体两天的时间差，最先报道了《地震中抢救国宝大熊猫》这一世界关注的题材，成为广受用户欢迎的独家照片。后来，我社摄影记者任晨鸣再赴卧龙、雅安，跟踪拍摄了“失踪大熊猫被找到”和“卧龙大熊猫转移安置”等照片，形成一组完整的报道。

　　再如我社记者贾国荣率先发出的“北川堰塞湖存在引发洪水危险”一组图片，也是利用了相对盲区而打了一个时间差，最早报道这一热点问题。其实，所谓“盲区”都是相对的，在新闻事件的演变中，会形成一个个阶段性的新热点，能够在新的热点刚形成时比别人发现早一点，就是成功的策划。

　　——角度策划：不忘自家面目。

　　国内各家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在关注共同热点的同时，又在报道角度的策划上各有侧重，因为读者不同，品位各异，这种策划必然带有浓厚的“受众意识”。作为中新社的摄影记者，我们理应特别关注与海外有关的报道题材，从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来选择报道角度。第一拨摄影记者到达地震灾区后，摄影部反复向他们强调，在第一时间报道灾情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外籍和港澳台人士的行踪。我们率先发出了外国旅游团被营救转移等照片，并提示记者关注60名台湾游客被困的情况，可惜未能拍到。此外，外国救援队开展救助活动、国际救援物资抵达灾区等，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深度策划：用镜头深挖故事。

　　即使在汶川地震这种特大突发事件中，摄影记者也面临着激烈的“同场竞争”，此时的报道影像策划显得尤为重要。同样的题材如何拍出特色？如何运用摄影语言扩充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是影像策划中的重中之重。地震发生后第二天，针对发回的图片中存在的重面不重点的问题，我们在与前方记者的沟通中强调了“抓细节、抓故事、突出人情味”的重要性，从而扭转了浮光掠影式的泛泛报道。在后来的报道中，前方记者始终贯彻了这一策划意图，通过耐心地跟踪救助被困人员的全过程，拍摄到多个被困人员奇迹获救以及与亲人劫后重逢的感人场面，增加了图片报道的深度和分量。

　　——时效策划：当面抢到的第一。

　　网络时代，真正的独家报道已不多见，媒体竞争更多地体现在时效的拼抢上。在汶川地震的图片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不少时效上的“第一”，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个“第一”来自策划：在所有媒体都预先知道的全国哀悼日报道中，摄影部出动三名采编人员，通过紧密配合，第一个发出了《天安门广场首次为普通民众降半旗》的历史性照片，上了众多门户网站的头条。

　　回顾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所有的经验教训将被我们铭记。我们相信，下一次将做得更好。尽管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灾难，但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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